中国印尼共铸辉煌!可再生能源绘就新篇章
发布日期：2024/5/12
2024年3月30日，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PLN）所属子公司PLN NP（Nusantara Power）正式宣布中国国家能源集团所属国电电力中标印尼卡朗卡德斯10万千瓦漂浮式光伏电站项目。这是中资企业首次中标印尼集中式光伏独立发电（IPP）项目。
与此同时，3月31日，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开启了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普拉博沃访华期间，印尼驻华大使馆与印尼登嘉拉战略咨询智库以及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4月1日联合在北京举办了2024年中国—印度尼西亚可再生能源投资论坛。
普拉博沃将于2024年10月宣誓就职。但普拉博沃此访，距离他正式赢得印尼大选仅过去了十余天。有学者分析，“普拉博沃当选总统后就直接访华打破了惯例，显示出中国在印尼与其他国家关系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舆论普遍认为，普拉博沃将中国作为当选总统后的首访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印尼关系的重要性。
此次中资企业首中印尼集中式光伏IPP项目，在中国与印尼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的背景下，其战略意义突出。由此项目起，中印尼可再生能源合作或会打开新的空间。
能源转型加速
在4月1日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论坛上，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再次提到，印尼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等资源优势明显，开发潜力较大。
可是，与巨大的资源潜力形成反差的是，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开发程度极低。据《人民日报》引用的印尼政府数据，截至2022年10月，印尼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率仅为0.3%，风、光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在其电力结构中的占比仍然较低，全国发电量的一半来自煤电。
煤炭可谓是印尼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受限于资源禀赋，印尼能源和电力结构的高碳特征十分突出，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多年来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5%左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电力需求持续攀升，这使得印尼陷入能源保供和转型发展的两难困境。有分析指出，这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普遍困境。在面对复杂挑战时，印尼常常选择优先满足能源供给，并将能源替代作为增加能源供给的辅助手段。
事实上，印尼对能源转型的探索早于20世纪末期就已开始。为保障能源安全，也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构建多元的清洁能源供应体系。但出于各种原因，其转型乏力，收效甚微。
除了内部乏力，来自外部的压力还在增加。印尼于2016年正式批准《巴黎协定》并作出了减排承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印尼一直承受着来自国际社会“减排不力”的指责。压力之下，印尼于2021年7月更新了其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为实现这一承诺，印尼开始加快能源转型步伐。2021年10月，印尼能矿部和PLN公布《2021—2030年电力供应商业规划》。根据这一规划，未来10年，印尼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将新增20.9吉瓦。其中水电新增10.39吉瓦，太阳能新增4.68吉瓦，地热新增3.36吉瓦，其他可再生能源新增2.50吉瓦。
近年来，印尼开始频繁调整其国内法律政策，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者，以期尽快实现规划目标。但从现实来看，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过去十年，印尼能源转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3%。这一目标是在2014年印尼总统佐科任职后，在印尼国会推出的“国家能源政策”中提出的。而据商务部网站引述的印尼第一大报《罗盘报》2月17日的报道，截至2023年底，印尼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仅为13.1%，远低于2025年23%的目标。
该报道还引用了印尼加查马达大学（UGM）学者法赫米的观点，他认为印尼政府对能源转型的承诺正在转弱。除了可再生能源占比远低于承诺目标，薄弱的法律基础、巨量的资金缺口和不明晰的技术应用规划都是其能源转型承诺转弱的原因。
风险正在降低
从发展趋势看，外资企业在印尼进行可再生能源投资无疑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但在现实中，他们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分析指出，印尼可再生能源政策几乎每年都会变化，多变不连贯的政策风险，成为吸引投资的最大障碍。
但是，这些不利因素正在发生一些积极变化。
在准入方面，印尼正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2020年10月，印尼议会通过了《创造就业综合法》，并据此修订了2007年的《投资法》，对一系列投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也包括《电力法》的相关内容。
2021年2月，根据《创造就业综合法》，印尼颁布《投资与业务领域总统令》，对原有以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外资的模式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改为以正面清单为主的准入模式。有分析认为，就发电厂而言，《新投资清单》中的正面清单条款明确指出，外国投资者在投资IPP时可全资拥有100%股份。
电价方面，合理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是吸引外商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重要因素。根据印尼《电力法》，PLN是印尼的主要电力供应商，其他部门参与电力供应仅限于IPP与PLN签署购售电协议或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对于IPP而言，电价水平将直接影响他们的投资回报。
印尼在2013年和2016年曾两次出台上网电价补贴（FIT）政策以促进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但结果均草草收场。2017年印尼能矿部出台的50号令直接放弃补贴机制，规定可再生能源电价要与全国发电成本（BPP）挂钩。业内普遍认为，这一政策严重打击了IPP投资可再生能源的积极性，以致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开发停滞不前。
此后，印尼能矿部于2020年2月出台4号令对50号令进行了修正，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电价确立的新机制，主要有三个变化：一是特定类型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可适用直接指定方式，由PLN和IPP业主双边协商直接签署购电协议；二是PLN必须优先从可再生能源电站全额购买电力；三是商务模式由BOOT转为BOO，以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征地成本。
2022年9月，印尼总统佐科签署了名为《加速电力供应中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第112号总统条例，该条例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电价机制进行了改革，对PLN采购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机制作出了新的调整。
有研究指出，这些政策的改变和出台，对于印尼可再生能源发展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尽管还存在诸如股比政策、一定比例的本地成分等制约因素，但印尼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影响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各种问题所在，在全球去碳化的大背景下，印尼国内不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因素正在减少。
务实合作增强
4月，中国和印尼高层密切互动的同时，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在加强。自4月19日起，印尼主要高校、智库学者代表团开启了访华之旅，他们先后来到上海、西安、北京等地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
4月26日，代表团成员之一，印尼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德古·达尔坦托在北京访问时特别提到了印尼能源转型问题。他表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拥有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希望与中国加强相关领域合作，助力印尼实现能源转型目标。期待中国新能源产业扩大在印尼投资，中国投资者在帮助印尼实现碳中和目标上将发挥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资企业中标的10万千瓦漂浮式光伏项目，为目前印尼境内第二大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而其第一大集中式光伏项目——芝拉塔（Cirata）漂浮式光伏项目刚刚于2023年11月全容量并网发电。芝拉塔项目是印尼首个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漂浮式光伏项目，它虽然由PLN和阿布扎比未来能源公司合资开发，却是由中资企业一手承建。
印尼总统佐科在出席芝拉塔项目并网发电仪式时表示，印尼拥有大型新能源发电项目的梦想终于实现，将继续挖掘各种可再生能源潜力，以支持未来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助力印尼实现能源转型的目标。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评论文章，过去十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和新能源利用大国。文章引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一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也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
就可再生能源合作而言，中国和印尼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印尼各界的表态也印证了这一点。除了学界和政界，印尼PLN总裁达尔马万也在4月1日的投资论坛上也表示，加强国际合作对印尼发展可再生能源至关重要，PLN愿与其他企业，特别是中国相关企业一道，深化新能源、智能电网领域的合作，加快落地一批绿电能源项目，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和印尼早于2002年就建立了 能源论坛机制，两国在能源合作方面具有深厚的渊源。近年来，两国政府间签署了《关于推动绿色发展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在可再生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务实成果，芝拉塔漂浮式光伏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随着中国和印尼全方位战略合作的深化，双方在可再生能源合作方面将迎来广阔的前景。
来源： 南方能源观察 作者： 高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