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多国绿色目标 “急刹车”全球碳中和步入十字路口
发布日期：2025/3/4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蓝图中，碳中和已成为核心议题，吸引着各界的目光。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部分国家在碳中和进程中的态度与行动已经出现了显著转变。
碳中和还能继续下去吗？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对全球绿色转型又将何去何从？
1 部分国家碳中和态度转变
欧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绿色发展的引领者，凭借一套严格且全面的绿色法规在该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然而，近期其内部政策调整令人震惊。以《企业可持续发展指令》（CSRD）为例，原本该指令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行为进行了细致规范，要求企业详细披露供应链环境影响、资源使用效率等多维度信息，外界可借此精准评估企业绿色发展水平。但如今，报告义务大幅缩减，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降低，外界难以再准确判断其绿色发展状况。
在以往严格绿色法规约束下，企业为达到环保要求，投入了大量研发资金，全力探索更环保的生产工艺。例如，优化汽车涂装流程以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深度改造供应链，确保原材料来自绿色环保供应商；购置先进尾气处理设备。据德国工业联合会统计，这些合规成本使德国汽车制造业整体成本飙升 30%。这不仅严重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还导致德国汽车在全球市场价格竞争力锐减，部分企业已着手将生产环节转移至环保政策更宽松的东欧国家，欧盟绿色产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
而碳关税（CBAM）政策执行突然发生反转，高达 90% 的进口商被豁免缴纳碳关税。这一决策对欧盟本土产业，尤其是德国工业界冲击巨大。
美国气候政策受政治博弈影响，始终处于波动状态。特朗普宣布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并强制联邦机构暂停《通胀削减法案》，背后是传统能源利益集团与新兴清洁能源资本的激烈较量。
得克萨斯州的页岩气产业，凭借雄厚资金实力，长期通过游说政治人物、提供政治捐款等手段，深度影响美国能源政策走向。特朗普政府出于短期经济利益及能源独立考量，大力扶持传统能源产业，这使得清洁能源产业遭受重创。大量依据《通胀削减法案》规划的清洁能源项目，因资金暂停拨付陷入停滞，众多太阳能发电站建设项目工程进度受阻，相关企业资金链断裂，只能无奈裁员，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严重受挫。
德国在能源转型领域一直走在前列，然而近期国内围绕能源路线争议不断。总理候选人魏德尔提出重启北溪、废除风电的主张，这反映出俄乌冲突后，德国民众对能源安全的深切担忧，以及传统能源产业对自身利益的极力维护。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能源市场遭受重创，天然气价格飙升。德国作为高度依赖天然气进口的国家，能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部分民众因担忧能源短缺，倾向于寻求更稳定的能源供应方式，这为魏德尔的主张提供了一定民意基础。而传统能源产业，如煤炭、天然气企业，也试图借此巩固自身在能源市场的地位。
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其能源政策长期摇摆不定。一方面，传统能源产业是经济的重要支柱，煤炭出口贡献巨大，像纽卡斯尔港便是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港之一，大量煤炭输往亚洲等地。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澳大利亚减排的压力与日俱增，该国虽承诺了减排目标，但在实际政策执行中，为保障传统能源产业利益，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投入不足。
澳大利亚虽有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但进展迟缓，补贴政策也不稳定，多次削减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项目补贴，导致相关企业投资意愿低落，严重制约了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
日本在能源转型中面临诸多难题。福岛核事故后，民众对核电安全性担忧加剧，大量核电站停运，致使日本对化石能源依赖度增加。尽管日本提出了宏伟的碳中和目标，但实际推进困难重重。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受地理条件限制，日本多山地、少平原，大规模建设太阳能、风能发电设施面临土地资源紧张问题。同时，日本在能源存储技术研发上虽有投入，但进展相对缓慢，无法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问题。
此外，日本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时，因电池技术等竞争优势减弱，面临巨大产业升级压力，丰田等传统汽车巨头在向电动汽车转型过程中，研发进度落后于部分竞争对手，影响了日本整体能源转型进程。
2 发展受阻是阶段性与周期性的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能源转型历程，每次能源变革都历经漫长且艰难的过程。
第一次能源转型发生在 19 世纪，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煤炭逐步取代木材成为主要能源。1863 年英国出台《碱业法》治理煤炭污染，但当时英国工业化快速推进，新兴工厂对煤炭需求井喷，为保障工业发展，政府在政策执行上不断妥协。直到蒸汽机技术成熟，煤炭利用效率大幅提升，才完成对木材的全面替代，这一过程耗时近百年。
20 世纪的第二次能源转型中，石油开始替代煤炭。早期石油开采和生产成本高昂，发展受限。随着福特流水线推动汽车工业崛起，汽车普及率大幅提高，对石油需求急剧增长。同时，中东油田大规模开发，石油供应大幅增加，价格下降，其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 1910 - 1940 年间由 2% 跃升至 23%（BP 能源统计数据）。这一过程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各国政策频繁调整以适应能源市场变化。
当下，我们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化石能源。尽管风光储氢技术成本在过去十年下降超 80%，但储能技术仍未突破规模化瓶颈，这与历史上能源转型初期面临的技术难题相似。
当前全球碳中和进程中的政策波动，正是能源转型过程中技术、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符合能源转型的阶段性与周期性特征。以储能技术中的氢能为例，绿氢作为极具潜力的清洁高效能源载体，目前面临电解水制氢技术成本高、关键设备性能和寿命有待提升等问题，导致企业投资决策谨慎，政策推动效果在市场现实面前大打折扣。
绿色技术发展遵循特定规律，在规模化应用前期，必然面临高成本与低产出困境。
以欧盟为例，虽对 90% 进口商豁免碳关税，但对钢铁、水泥等核心高碳行业仍严格约束，这促使瑞典 HYBRIT 氢基炼钢项目等企业加速技术创新。欧盟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也取得显著进展，风光发电占比已升至 38%，储能投资激增 300%，绿氢替代天然气速度加快。
不过，技术突破并非一蹴而就。以绿氢成本降低为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预测到 2030 年绿氢成本有望降至 1.5 USD/kg，但碱性电解与 PEM 技术路线差异明显。碱性电解技术成本相对较低，但效率有待提高；PEM 技术路线效率高，但成本居高不下。这意味着在技术研发和推广过程中，需针对不同路线进行精细化研究和实践，以实现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这里不得不提学习曲线理论，随着技术应用规模扩大，单位成本会呈下降趋势。这一理论在光伏产业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早期，光伏技术成本高昂，限制了大规模应用。但随着全球光伏装机量迅猛增长，光伏组件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充分利用设备，采购原材料时获得更优惠价格，生产过程中不断优化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光伏成本持续下降，逐渐在能源市场中具备更强竞争力。
目前，全球光伏组件产能不断扩张，其成本在过去十年间下降幅度超 70%，这为其他绿色技术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市场机制与政策导向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周期性互动关系。
全球碳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截至 2025年，碳排放交易体系所覆盖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例已超过18% ,是2005年欧盟碳 市场启动时的三倍之多。政策制定影响市场主体行为，市场反馈又促使政策优化。
欧盟通过碳关税（CBAM）等政策约束关键行业，促使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改进生产方式。但政策过于激进导致企业成本压力过大时，会引发市场负面反应，如产业转移等问题，进而推动政策调整。
这种政策与市场的周期性互动，是碳中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特征，也是推动产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力。
3 全球对绿色发展的永恒追求
人类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根植于多重维度的生存逻辑与文明演进规律。
从生态视角看，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已不容回避。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温升1.1℃引发的连锁反应，使得格陵兰冰盖消融速度较20世纪加快6倍，马尔代夫等岛国面临陆沉威胁。这种生存压力转化为全球共识——联合国环境署测算，若2030年前全球碳排放未削减45%，人类将永久失去1.5℃温控窗口，这迫使各国将低碳转型从可选课题升格为生存必答题。
经济规律则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传统高碳模式正遭遇边际收益递减的困局，欧盟钢铁业每减排1吨二氧化碳需投入86欧元，而光伏产业通过技术迭代实现成本十年下降90%，缔造了度电成本0.03美元的“能源奇迹”。更具颠覆性的是，绿色产业正重塑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光伏组件占全球80%产能，宁德时代动力电池为每3辆电动车中1辆提供动力，这种产业势能转化使绿色经济成为增长新引擎。资本市场的转向更具说服力——2023年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突破1万亿美元，碳市场覆盖25%碳排放，宣告棕色资产的时代终结。
技术革命的战略制高点争夺赋予绿色发展大国博弈色彩。
在氢能领域，德国投入90亿欧元建设超级电解槽工厂，中国通过“揭榜挂帅”突破钙钛矿光伏33.9%转换效率，美国则聚焦PEM电解技术专利壁垒。这场绿色科技竞赛的本质，是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的争夺：欧盟《氢能战略》测算，绿氢产业将创造54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已带动上下游2000家企业形成万亿级集群。当光伏电站与5G基站、特高压电网构成数字-能源复合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正重新定义国家竞争力。
在文明演进层面，绿色发展标志着人类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跃迁。
马克思揭示的“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理论在当代具象化为欧盟CSRD指令对企业供应链碳足迹的穿透式监管，以及中国“1+N”政策体系对45亿吨碳排放的系统管控。更具深意的是，新冠疫情暴露的传统发展模式脆弱性，与法国300亿欧元绿色复苏计划带来的7.2%就业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证明低碳经济才是抵御系统性风险的韧性之选。当Z世代将碳足迹纳入消费决策、南非将气候赔偿机制写入COP27议程时，绿色发展已超越技术范畴，成为文明存续的伦理选择。
在这场文明级转型中，中国正从追赶者蜕变为规则塑造者。
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构建了科学完善的 “1 + N” 双碳政策体系，全方位推进绿色转型。
在能源领域，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与开发，风光装机量连续 10 年全球第一。中国的光伏组件产能占全球 80%，动力电池产能占全球 70%，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推动全球绿色产业供应链发展。
在产业方面，通过严格环保标准倒逼钢铁、水泥等高碳产业升级改造。对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促使企业采用先进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如安装高效脱硫、脱硝、除尘装置，降低污染物排放。同时，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绿色产业发展。
在市场机制建设上，中国建立全国碳市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力稳步提升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4.42 亿吨，累计成交额 249.19 亿元。并不断完善碳定价机制，引导企业积极减排。同时，绿色金融蓬勃发展，2024年国内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发展,绿色债券发行量共计477只,规模达6,814.32亿元，为绿色项目提供充足资金支持。
中国积极推动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通过输出可再生能源技术与项目（如沙特红海新城光伏项目），助力沿线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在沙特红海新城光伏项目中，中国企业充分发挥在光伏技术和工程建设方面的优势，为沙特打造大规模太阳能光伏发电基地。该项目不仅为红海新城提供清洁电力，减少对传统能源依赖，还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
反观东南亚国家，以印尼为例，印尼是全球重要的煤炭出口国，煤炭产业在其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印尼面临工业化发展与碳中和目标之间的艰难权衡。一方面，推动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能源支持，煤炭作为相对廉价且储量丰富的能源，短期内难以完全替代；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印尼减排压力不断增大。印尼虽有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但因资金、技术等限制，进展缓慢。
而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仅实现绿色产业快速发展，还能通过技术输出和资金支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绿色转型，与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4 绿色产业的未来
从技术发展趋势看，未来绿色产业将迎来更多突破。
可再生能源技术持续优化，太阳能光伏组件转换效率不断提高，成本进一步降低。新型光伏材料如钙钛矿材料研发取得进展，有望大幅提升光电转换效率，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使太阳能在更多地区具备与传统能源竞争的能力。
在能源存储领域，除氢能技术发展外，新型电池技术不断涌现。固态电池技术有望提高能量密度、缩短充电时间、延长使用寿命，为新能源汽车和分布式能源存储提供更可靠解决方案。这些技术创新将成为驱动绿色产业不断升级的 “新引擎”，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绿色产业将呈现更明显的融合与协同发展趋势。
新能源汽车产业与智能交通、能源互联网深度融合。新能源汽车通过车网互动（V2G）技术，可在电网负荷低谷时充电，负荷高峰时向电网放电，实现能源优化配置。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与农业、渔业等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光伏 + 农业” 项目在太阳能光伏板下种植农作物或养殖家禽家畜，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随着全球对绿色发展关注度提高，绿色产业全球市场将进一步拓展。各国对绿色产品和服务需求增长，为绿色产业企业提供广阔市场空间。为促进绿色产业健康发展，全球将加强在标准制定和规则统一方面的合作。
在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认证等方面，各国将逐渐形成统一标准和规范，减少贸易壁垒，推动绿色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发展。欧盟碳关税政策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争议，但促使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更加重视碳排放问题，加速绿色转型，推动全球绿色产业规则完善。
碳中和绝非简单的线性推进过程，而是技术革新、政策导向、市场机制以及地缘政治等多方持续博弈、寻求动态平衡的复杂进程。
来源： 绿创碳和
